关于《史记》,班固为什么要如此假借扬雄之口去贬低司马迁呢?

浏览:1151   发布时间: 09月02日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扬雄对《太史公书》是什么看法呢?西汉末期的扬雄对《太史公书》的评价,几乎与汉成帝时代的大将军王风的看法雷同,这就让人不得不生疑了!扬雄真的像《汉书·扬雄传》所说的那样不看好《太史公书》吗?扬雄的确在他的《法言》之中对《太史公书》等有评论,但他却并未贬低过司马迁,甚至对司马迁著作还有不少嘉许。

班固出于为班氏扬名,再加之他与他父亲不一样,他与他父亲班彪的老师扬雄并无什么感情可言,再加之扬雄生前曾经为王莽写作过剧秦美新的歌功颂德辞赋,这在东汉初期一度招人诟病,这从班固的政治态度上就可以看出,史载:固又作《曲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 由此可见,班固瞧不起扬雄和司马相如,还不仅是一般文人的骄狂,他还有自己的强烈政治偏见,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掌握了汉德的真理,司马相如和扬雄都不如他。

所以,班固在三纲六纪盛行的《汉书》成书时代,他就在《汉书》中刻意隐没了扬雄托《续太史公书》于他父亲班彪的历史事实了。这样,班固就盗窃父书而成就了《汉书》。《汉书·扬雄传》中所记载的扬雄曾经评价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明显是班固在利用《汉书》去假借扬雄之口去说他自己想说的话,可能班固在搞这个“移花接木”的史评时,他自己大概都忘记了王风与扬雄不是一个人了。

因为,说扬雄批评司马迁著作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与扬雄在自己的《法言》中所说“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是完全相反的!扬雄作为一个思想十分深邃和严谨的史学评论家,他还不至于自相矛盾到这个地步。既然如此,那么,班固为什么要如此假借扬雄之口去贬低司马迁呢?原来,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79年左右,东汉王朝召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儒生的班固不仅参与了这个会议,他还在会议之后著作了宣扬“三纲六纪”儒家思想的《白虎通义》,“白虎观会议”后的四年,《汉书》就问世了。

如此历史文化背景情况下,班固当然不看好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太史公书》,他想在《汉书》中去诬蔑《太史公书》,自己不说,或者他有私心在忌讳什么,于是,他就在《汉书·扬雄传》中假借西汉后期以降的最具声誉的大学者扬雄之口去诬蔑司马迁和其《太史公书》,他甚至将王风对司马迁的批评言论移花接木到了扬雄身上,由此可见,班固可谓是史德不佳啊!

很可能是根据班彪父子遗留文字所著的《后汉书·班固传》,也在究竟是谁说过司马迁著作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上遗漏出了马脚,《后汉书·班固传》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也有可能是《后汉书》的作者们故意通过班固遗留文字去揭露了这段班固栽污扬雄的史评冤案的刀笔文字。

而且,扬雄生前是把司马迁和刘安都看成是“儒者”的,当然,扬雄生前所说的“儒者”,并不是指意那些只笃信五经和孔子思想的儒家弟子;更不是指意那些既不通天、地,又不通人,只通帝王之术的御用文人;扬雄对什么是“儒者”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由此可见,在扬雄看来,只要能够通贯通天、地、人知识的学者,都是儒者。所以,著作《史记》的司马迁和著作《淮南子》的刘安,也都应该算是儒者,因为,《史记》和《淮南子》都是言天地人的。只不过,扬雄认为《淮南子》中思想价值观标准过于混杂,是“儒乎,乍出乍入”的,是时儒时不儒的,这主要是因为《淮南子》不像《太史公书》那样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淮南子》是上千人所采编,其当然就有“儒乎,乍出乍入”的问题了。

从西汉时代人们称呼司马迁著作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迁》,到东汉末期的世人们始称谓《史记》,其名的改变,可能还不仅仅是其名称的简单改变,其中,很可能是当时的世人们已确认《史记》已不是西汉时代的《太史公书》原本的情况了。东汉以降面世的《史记》的作者不仅仅是司马迁一人,这,本来就早已不是个历史疑问了!因为,在《史记》的“三家注”中,也就是在南朝的裴骃、司马贞、张守节的关于《史记》的“集解;索隐,正义”文字之中,已经有大量的关于后人接续《太史公书》的记载和说明。

但是,由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人们阅读“白文本”,也就是直接阅读史学著作本身,不阅读那些注解文字,这样,去除了三家注的白文本的《史记》大量滥市,如此,关于司马迁是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反而就成了现今中国史学的问题了。这就是说,之所以现今人们讨论司马迁是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人们阅读取消了古人注释的“白文本”所带来的历史不良后遗症。

关于《史记》的版本问题

唐朝开元年间,由于士大夫司马贞等人的请求,官方曾经组织过一次对唐朝以前的史书的整理和编撰工作,由于纸张保存时限原因,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唐朝的《史记》和《汉书》的版本了。

宋朝时代,曾经出版过《史记》集解本和《史记》索隐本及其《史记》的集解和索隐两家本。由于这三种版本错误、残缺较多,所以世面上不流行。南宋以降,中国最流行的《史记》版本,是1196年的南宋庆元二年的黄善夫本,这是集合了南朝的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解的《史记》本。黄善夫本的《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编辑方式的版本,比如有明朝的南、北国子监本,明朝《史记》评林本,清朝《史记》百衲本,清乾隆武英殿本。

武英殿本《史记》,就是现今人们依然可以查看到的《四库全书·史记》本,这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史记》蓝本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的“《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提要中,有对《史记》版本的提要和评说。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记》中所说的《史记》“内府刊本”,就是指《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清朝康熙年间的武英殿书局出版的《史记》。同时,该提要一文中有两处错讹,一是“七十二传”应为“七十列传”;二是“《后汉书·杨经传》”应为“《后汉书·杨终传》”。希望读者阅读此引文时注意这三个问题。

根据以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史记》版本的提要评说,今人可知,三家注《史记》是北宋时期才汇编成本的。而《四库全书·史部》中所收录的《史记》三家注本,也就是所谓的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内府刊本”,其原本则是明朝国子监本,而明朝国子监的这部三家注的《史记》是“颇有刊除点窜”,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国子监在刊印当时权威本的《史记》之前,依然对南宋流传下来的三家注《史记》本有过重新编撰考订。

至于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清朝当局是否组织过学者对这部武英殿本的《史记》进行过编撰,目前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看不出来。现今流行于中国大陆市面的《史记》,主要是两种版本,一是1959年由中华书局根据大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的张文虎和钱泰吉的考订本所出版的《史记》,这个金陵本《史记》的蓝本,也应该是以上所说的《史记》“内府刊本”本,只不过钱、张二子略有校正修订而已。

另外一个流行于当今市面的《史记》版本,就是1980年代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删除了三家注的据说是“宋版”白文本的《史记》,这部《史记》是中华民国初年的“影印本”。因为中华民国年间的“影印本”《史记》大都是武英殿本,所以,这部《史记》是不是真正的宋版本,岳麓书社出版时也没有详细说明。

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流行的各式各样的《史记》版本,其实都是南宋黄善夫的三家注《史记》本,只不过有的是去除了三家注的“白文本”而已。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说法,《史记》有“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后汉书·杨终传》也说:“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主营产品:其他玩具